「為何我不能原諒你？」不論是描寫人類的寬恕或復和，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 既不能憑空，也不能太煽情。寬恕或復和都屬於人間刻骨銘心的體驗，假如導演和編劇缺乏寬恕或被寬恕的經驗，作品便可能變得難以令人信服。電影《破‧地獄》和《爸爸》除了生死課題，剛巧也觸及寬恕與復和的思考。
寬恕是教會最常談及的其中一個教導，但同時也很容易在教導時與人性內在的矛盾感情或現代社會的複雜現實有所抽離1，「放下，很難…」「未能寬恕他、與他復和，是我不愛主嗎？」不時會聽到肢體分享關於寬恕與復和的張力。形形式式的衝突不單發生在近年社運前後的宏觀社會，也在我們日常工作及家庭生活中經常發生。如果傷害是人間的「撕裂」，寬恕就是人生的「縫補」2。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犯錯，同時每個人也有愛和怒的時候。為何有些時候我們無法寬恕他人？
或許因為人性都牽涉邪惡，邪惡是一種勢力，會借人性的弱點重重複複捲土重來。每當創傷牽涉邪惡，邪惡未曾獲得正視及克服，盲目寬恕就有機會變成縱容，任由惡勢力埋藏，某一天借勢捲土重來3。因此，寬恕不單要求寬恕者原諒被寬恕者，漸漸重新邁向建立新的互相關係，更必須恰當地正視邪惡。當邪惡沒有被指出、正視，那便沒有寬恕的基礎 ─ 假如加害者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那便沒有寬恕的空間4。這不是犯錯者簡單說一句「對不起」承認錯誤便能寬恕，犯錯者內在的認知、人性內在的悲慟和生命行動都必須有所轉向，並定意不再重複犯錯，處理這些問題才是悔改的開始。
然而，寬恕不必然代表重修舊好。蘇格蘭神學家J. B. Torrence說得好：「光有仁慈而沒有公義，那只不過是一場傷春悲秋的情懷；光有公義而沒有仁愛，那只是赤裸的邪情。」 (Love without justice is sheer sentimentality;justice without love is demonic)。以包容和忍耐作寬恕的實踐只是對受害者的壓制或壓迫，真正的寬恕必然基於仁愛，同時也喚起公義的悟性。寬恕不只是一個行動，更是一個態度。若能明白這樣複雜而漫長的歷程，我們便不會過早提出復和5。
事實上，張力是生命的記號，張力的結束是死亡的記號6。我們很想解決衝突所帶來的張力，嘗試寬恕，但其實有差異的地方便有產生衝突的可能。一切由差異而生的衝突都能成為我們建立公正無私及善良品德的依據，因它挑戰現狀的缺陷，追求一個更公義更公平的微觀與宏觀關係7。雖然張力可能會帶來衝突和不安，但我們不需恐懼張力，反而可以學習適應在有限資源及判斷價值原則不同下製造出來的張力。正因為有張力，生命和生活才變得有活力，充滿不同可能性；失去張力，不代表衝突消失，可能不過是被趕到地底下，是美好故事的假象。原來，復和本來就有張力。
或許寬恕最難的不是原諒，而是受害經驗背後的傷害記憶。揮之不去的痛苦記憶，久不久便來探望你。何以處之？對經歷過南斯拉夫種族滅絕的神學家沃弗(Miroslav Volf)來說，在人生裡寬恕或許是不可能發生的，特別是加害者已不存在於世上的時侯。沃弗提出8， 一方面我們要記住真相，記住罪惡的事，不能遺忘，但要記得準確。因為人的弱點是很容易將加害者的暴行放大，將自己的缺失隱藏，將痛苦轉化成道德高地，成為自我安慰的光環。其次，沃弗認為我們要轉眼注視十字架上的耶穌，十字架上的神聖記憶會轉化、籠罩及覆蓋我們痛苦的記憶。這不代表忘記過去，因為鮮血所做成的過去是無法忘記；但當記憶被醫治轉化時，當我們回想那段記憶時，或記憶突然在腦海被挑起時，我們能有力量面對那段記憶而不再次被其傷害。這樣的記憶轉化具體如何發生？筆者認為這既是一個奧秘而含蓄(implicit)的歷程，也是實在的(actual)而可經驗的(experiential)歷程。
願教會既能擔起勸人與上主和好的職分，也先經歷上主的寬恕，不成為受傷記憶的奴隸。完全的復和未必能於我們在世時發生，但這成為我們每天早晨的盼望。
1. 在教會裡我們最常談到的是耶穌教導我們要原諒人 70個7次，這是否代表我們要無限次原諒？或當耶穌被人釘在十架上時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廿三34)，這是否代表寬恕必然先於悔改？
2. 霍玉蓮：《寬恕果真如此輕易》（香港：突破出版社，1994），頁13。
3. 霍玉蓮：《寬恕果真如此輕易》，頁15。
4. 沃弗提出了數個寬恕的可能性及步驟，詳情可參考。沃弗著，王湘琪譯：《擁抱神學：有關身分認同，異己性與和解的神學探討》（台北：校園，2007）。
5. 龔立人：《在暗角言說上主》（香港：基督徒學會，2016），頁69–70。
6. 帕爾默著，黃大業譯：《民主，心碎的政治》（香港：印象文字，2014），頁119。
7. 龔立人：《在暗角言說上主》，頁57。
8. 沃弗著，吳震環譯：《記憶的力量：在錯誤世界，邁向盼望》（台北：校園書房）。
